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忍看朋辈成新鬼,怒向刀丛觅小诗
 
  

民族之魂──鲁迅
 
1881.9.25-1936.10.19

 
  鲁迅,浙江绍兴人,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。原名周树人,字豫山、豫亭,后改名为豫才。1898年,十八岁的鲁迅,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八块银元,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,后改入南京路矿学堂,进修了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课程,同时受到进化论、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。鲁迅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,并获得公费留学机会。

 
  1902年,他东渡日本,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。1904年,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(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)就读。他最初之所以选择学医,意在救治像其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,并欲通过医道来改善被讥为“东亚病夫”的中国人的健康面貌。
 
  但没多久,他的这种梦想就被严酷的现实击碎。在日本,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,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极度歧视。在他们眼睛里,凡中国人都是“低能儿”。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,就被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先生把考题泄露给了他,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。有一次的一场电影中,鲁迅看到众多“体格强壮,神情麻木”的中国人,在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而处死的同胞,他受到极大的打击。这时他已认识到,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。于是,毅然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,回到东京,决定弃医从文。他在1905—1909年间,筹办文学杂志,翻译外国作品,进行文学写作,发表文章,还曾经参加过革命党人的活动。期间,他的母亲以“病危”为由,急电催促他回国,与一个比自己大三岁的女人──朱安,草草完成了一场封建家庭所包办的婚姻,鲁迅随后离去。这给鲁迅与朱安的各自心中,留下了一生都抹不去的伤痛。

  在日本,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: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?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?它的病根何在?通过这种思考,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,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,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、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。

  但是,鲁迅的思想不但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所无法理解,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响应。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,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。家计的艰难,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。1909年,他从日本归国,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(今杭州高级中学)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。这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。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,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、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,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。社会的混乱、民族的灾难、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,都使鲁迅感到苦闷、压抑。五四运动之后,他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。此时,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,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。

  1918年5月15日,鲁迅先生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首次以“鲁迅”为笔名发表了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,它奠定了新文化运动基础,推进了现代文学的发展。随后他的《阿q正传》《祝福》《药》《孔乙己》等小说相继问世,从社会的最底层开始,写出了社会的黑暗,写出了中国民智上的愚昧,写出了自己心中的呐喊。

  鲁迅先生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作品,除了为数不多的小说、散文作品外,更多的是利如匕首、镖枪的杂文作品。

  最充分体现鲁迅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。“杂文”古已有之,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,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,到了鲁迅的手中,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。从五四起,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,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,到了后来,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“杂文家”,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“杂文”的力量,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。鲁迅说,杂文是“感应的神经”,它能够“对于有害的事物,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”,从而为新文化、新思想的发展,在旧文化、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,使之能够存在,能够发展,能够壮大。

  鲁迅一生中,写了《坟》《热风》《华盖集》《华盖集续编》《三闲集》《二心集》《南腔北调集》《伪自由书》《准风月谈》《花边文学》《且介亭杂文》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等16部杂文集。在这16部杂文集中,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,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,其中有无情的揭露,有愤怒的控诉,有尖锐的批判,有辛辣的讽刺,有机智的幽默,有细致的分析,有果决的论断,有激情的抒发,有痛苦的呐喊,有亲切的鼓励,有热烈的赞颂,笔锋驰骋纵横,词采飞扬,形式多样,变化多端。它自由、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,为中国杂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。鲁迅先生的杂文,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。

  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散文诗、历史小说、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,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。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,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,反抗强权,保护青年,培育新生力量。在前期,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,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、制造“三·一八”惨案的罪恶行径,写下了《记念刘和珍君》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;在后期,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,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,写下了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等一系列充满正义的文章。“忍看朋辈成新鬼,怒向刀丛觅小诗”,面对着身边的战友及学生一个个倒下去,他更加毅然坚强起来,旗帜也愈加鲜明。正因为鲁迅先生的爱憎分明与刚正不阿,后半生多次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辑。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,从而也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──只有共产党人的奋斗,才是迎来中国曙光的希望。

  1936年10月19日,鲁迅先生不幸因肺病逝于上海,上海万余民众自发举行公祭、送葬。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,上面写着三个大字──“民族魂”。鲁迅下葬于虹桥万国公墓。郁达夫于《怀鲁迅》中写道:“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,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;有了伟大的人物,而不知拥护、爱戴、崇仰的国家,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”1956年,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,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。

  “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,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,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。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,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,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、最勇敢、最坚决、最忠实、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。鲁迅的方向,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。”──这就是毛泽东主席给他的肯定与评价。
 
   

     
  
 
 
   
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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